文｜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李晨阳
年，梁红斌在大别山采集标本。中科院动物所供图
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（原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馆），拥有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收藏量。
在这里，近万号动物标本静静陈列，其中有万号是昆虫标本。而在这些昆虫标本中，至少有万号是由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梁红斌带队采集的。
当他本人报出这个数字时，同事们的第一反应是“梁老师，您也太保守了吧！”
“究竟是万还是万，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”梁红斌说着，脸上现出标志性的敦厚笑容，“我就是想，不能辜负资源库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为了采集这些标本，过去20多年间，他累计野外考察40多次，行程20万公里，足迹遍布我国广东、海南、云南、四川、西藏、新疆诸省以及越南、蒙古国、塔吉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等国家——“几乎覆盖了所有可及的昆虫多样性热点地区”。
院士门下的“玩”虫人
梁红斌出生于河南邓州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“玩虫子”是家常便饭。
年，他来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硕士，拜在一位研究虫子的大家门下，那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著名昆虫学家张广学先生。
年初夏，他连坐72小时的绿皮火车远赴新疆乌鲁木齐，又乘长途汽车辗转来到公里外的塔城植保站。
第一次野外工作，他懵了。眼前青茫茫的大片麦田，不乏飞虫走豸，但真要找到目标中的麦双尾蚜，却是一筹莫展。
这可跟以前的“玩虫子”不一样！好在植保站的老站长符振声先生很有耐心，手把手地教导他。
当时季节早、麦苗浅，符站长年纪大了，眼睛有些花，几乎是趴在地里找蚜虫。这一幕深深刻在梁红斌脑海里，成了他心中野外科学工作者的最初画像。
博士毕业那年，所里一位老科学家虞佩玉先生找到他，问他愿不愿意接下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甲虫类群，梁红斌答应了。
20多年后，虞佩玉先生逝世，没能来得及完成中国动物志负泥虫卷。在使命感的驱动下，梁红斌再次接手了这项工作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负泥虫的寻找和研究中。
梁红斌曾在10年的漫长光阴里，至少7次深入西藏墨脱和云南独龙江，找寻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负泥虫。
他终于在年采集到这个新种的新鲜标本，并且初步掌握了它的寄主植物和生活环境。这个新种被命名为虞氏长颈负泥虫。以纪念虞佩玉老师。
“长颈负泥虫这个属，最早是在印度发现的，此后多年间，一直没有新的物种记录，而人类对它们的认识近乎空白。”梁红斌说，“因此，我不光是要找到它们，更要了解它们是如何生活的。”
有些人会问，付出这样的时间和精力，只为寻找一种并不起眼的小虫，发表一篇影响因子可能不会很高的论文，这真的“值”吗？但在梁红斌闪烁光芒的眼睛里，答案早已不言自明。
负重前行的“金牌队长”
0年，梁红斌参加“中美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联合考察”，第一次被委以昆虫考察队领队的重任。
这个队伍集结了中外众多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，外加司机、向导及地方领导，队伍庞大。而高黎贡山地形复杂，天气多变，挑战异常艰巨。
丹珠河谷连绵不断的大雨，驿道上挥赶不尽的蚊虫和蚂蟥，让本就繁忙的采集工作变得更加艰辛。
大家白天忙活一天，晚上回到帐篷营地，没地方洗澡，就在冰凉刺骨的瀑布边冲凉，冲完了，再赶紧跑回营地的火塘边烤火。
“半个月，几乎没有晴天，大家洗的衣服、鞋袜都是烤干的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人把袜子烤糊甚至烧着。”梁红斌笑着回忆。
比起自然条件的艰苦，团队里的各种人事纷扰更让梁红斌感到“压力山大”。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身份背景，各种各样的诉求和声音……一次次的处理斡旋中，梁红斌展现出作为一个可靠“队长”的素养。
从那以后，他逐渐成为中科院动物所野外科考的一块“金招牌”，多数重要考察，都由他带队出征。
考察队员的“保护神”
“接到考察任务，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重点实验室的其他老师都把自己的学生托付给我，每到这时候，都感觉到压力和责任不是一般的大。”他说。
晚上灯诱昆虫，招来的胡蜂是一个大威胁。一次灯诱昆虫时，一名女生被胡蜂蛰了，顿时手掌剧痛，不一会儿就肿成了“馒头”。第一次被所谓的“杀人蜂”蜇，这女生一时慌了神。梁红斌立刻拿出抗过敏药让她服用，还给大家讲述自己曾经被胡蜂叮咬，爬不起床的惨痛经历。在他风趣又不失严肃的言谈间，队员们都平静下来，以警惕而不过分紧张的状态面对接下来的任务。
“随后的日子里，只要发现胡蜂，他都会让我们退后，然后自己拿出30厘米长的大镊子，将胡蜂快速夹住抛入酒精瓶中，为队员们排除安全隐患。”队员尹浩东说。
野外作业很辛苦，学生们往往到深夜才整理完标本，连洗漱的心思都没有了，只想早点睡觉。每到此时，梁红斌却找到司机和当地的朋友，坐下来交心攀谈，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、路况信息、甚至风俗文化。“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，能决定接下来采集的成败，也关系到团队的安全。”梁红斌说。
梁红斌的老科学家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跟着他的队员。“身先士卒”“对年轻人特别照顾”“有梁老师带队，总是特别安心”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是梁老师在为我们负重前行”……跟着梁红斌一起走南闯北的学生们，都对他满怀感情。
梁红斌对学生照料有加，对自己却有点不够意思。一次灯诱时，有只飞蛾钻进了他的耳朵。野外没有医疗条件，出差回来后又事务繁忙，等到近一个月后，医院把飞蛾取出来时，此时他的鼓膜都凹陷了。
党旗飘扬在“一带一路”
9年4月，梁红斌等人踏上了蒙古国的土地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考察。这一程风餐露宿，条件艰苦。“队员们受了不少罪，流了不少汗，但大家斗志不减，顽强拼搏，给蒙古国的科研同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”梁红斌说。
这次经历也提振了国家动物博物馆科考团队的信心，为后续的塔吉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考察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如今，这支科考队已踏遍中亚各国，为进一步扩充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，也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和理念播种到更广泛的土地上。
“我们的一大创举，就是在野外建立了临时党支部。”梁红斌自豪地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年到年，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重点实验室共成立了20多次野外考察临时党组织。从大江南北走向“一带一路”，无论身在何方，党旗都高高飘杨。
“在一次外出科考中，梁老师与我亲切地攀谈，当他得知我还不是党员的时候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‘作为知识分子，你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啊’。”队员黄正中回忆道，“我这才意识到，梁老师一路上的所作所为，正是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在要求着自己呀！”
“特别是在中亚各国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，党支部就是旗帜、就是冲锋号，最繁重的工作必须党员带头，最危险的工作必须党员承担。党员同志必须时刻做好群众的榜样，时刻展示党员的优良作风，时刻注意中国队员在国际考察中的良好形象。”梁红斌说着，这位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眼睛里再次闪烁起明亮的光芒。
来源：中国科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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