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游者
桥的故事
周勇文./
被我们称作“桥”的语词总在有河流的地方出现。这很像是一句废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必刻意地去寻找一座桥，就像我们不会刻意去寻找一条河流那样。在漫长曲折的古道上，河流是你经常要相遇的，犹如一个城市里的街道那样纵横密布。有名的、无名的、宽阔的、细小的，它们在每一条道路上等待着你。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的。道路以“桥”的形式在河流的上空延伸。
我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每一次漫游都会与很多桥相遇。比如一段横卧在溪流之上的腐烂的木头，这种人类最初始的桥，用大地上生长的植物建造的桥——竹桥或藤桥，体现出某种建筑风格的桥，有名的或无名的，载入史册或名不见经传的。每一座桥都仿佛碑铭一样，记载着某一段河流或道路的历史。对于一座桥梁的阅读，你或许可以发现人类在一条河流或一片大地上的足迹。
怒江惠人桥遗址，这座废弃的铁索桥犹如一座被摧毁的古堡。残存的桥墩之下，错落有致的石头如同岁月那样排列。与那些我们熟悉的古老的桥梁相比，惠人桥只是一座年轻的桥。然而，这座年轻的铁索桥却呈现出无比苍老的样子。残存的桥墩还来不及彻底没入大地，保持着死亡的姿势。两岸及江中央的桥墩仍然保持着它初始的形状。残缺的顶部与石头上风雨剥蚀的痕迹，使它具备了“沧桑”一词的所有意义。桥墩上的尖顶，使它呈现出一种西方教堂的建筑风格。在惠人桥建造的时代，中国西部的高原上已经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身影。怒江峡谷于是出现了很多与中国的寺院具有不同风格的建筑。人们将这样的建筑叫做“教堂”。滇西民间建筑师有了摹仿的可能。惠人桥是否是摹仿之作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它残存的拱门上的尖顶却绝对是“哥特式”的。
那天，我来到惠人桥遗址时是枯水季节，河床中央的桥墩暴露在江中的乱石丛中，因而我可以从那些被江水冲刷得光滑无比层层叠叠的石头间，抵达犹如古堡一样的屹立在河床上的桥墩。惠人桥的桥墩原是一块巨大的礁石，建桥的时候，人们利用这块礁石作为桥墩。只是我们是看不见礁石的，因为它的周围镶嵌着整齐的石块。它并不仅仅是一座桥墩，还是一个行人站在江水之上眺望风景的地方。残存的桥墩上仍遗留一间当年的亭子。
古堡般的桥墩上生长着一株树，那是一株远离大地的植物。它的下面是石头，它的生存只能靠石缝间被风吹来的或是洪水带来的泥土，和夏季降临的雨水。因而它的树冠很小，显得孱弱、孤独。它的选择有点悲壮，只要往前或者往后几十米距离，它就可以成为西岸高黎贡山庞大植物家族的一员；或者跻身于东岸碧罗雪山山脉的植物家族。然而，它就这样在怒江两岸的绿色之间的一堆石头上面（遗址，是人类的想法。对于树，它只是一堆石头。）瘦弱地生长着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它要成为参天大树的可能性极小，除非它终于将根系从石头间伸到十米以下的江底。这株生长在毁弃的桥墩上的小树，似乎并没有使惠人桥遗址出现一点生气，相反，它加剧了惠人桥遗址的荒凉。犹如一名在即将沉没的大船上挣扎的船员，只能使毁灭更具悲壮意味。
东岸绝壁上刻写的“惠人桥”仍然清晰可见。只是被一种叫蜂虎的鸟啄出很多洞穴，犹如弹眼一般。蜂虎就栖息在这种弹眼一样的洞穴里。古老的驿道仍然在红色的绝壁之下蜿蜒，在残破的关楼前它突然被怒江打断了。在毁弃的桥墩之间，怒江上空出现了两道空缺。可是我觉得，桥墩之间仍然保持着一种呼应的姿态。尽管这种“呼应”显得非常微弱与残缺。惠人桥是不可能被修复了，它将作为遗址一点一点地从大地上消失。在它成为遗址时，它的历史就开始不断地向后“倒退”，一直退到大地最初始的时候。
惠人桥的历史刻写在怒江西岸的一块石碑上，碑文写得极为简洁，几乎没有建桥的细节。惠人桥始建于清道光十年（公元年），于道光十九年竣工。系永昌知府周树昌建，由明清宠、马如濒、朱大春主持。后来，我在《永昌府志》上看到了更为详尽的记载：“就江中大石，复以巨石垒之，周围广四十余丈，围以墙，两岸以铁索横贯其中，墩高五十二丈，悬空飞渡。南北各建以亭，中铺以木板。左右翼以栏杆。”
惠人桥出现以后，由惠人桥连接的道路很快成为近百年来最繁忙的驿道。相比更早的古道，这是一条最“平坦”的道路。在惠人桥建成后一百多年里，曾有过六次重修的记载。最后一次修复是年，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收复高黎贡山及其以西的沦陷地区。
在一个涨水的季节，我又一次来到惠人桥遗址时，急骤涨起的江水使桥墩犹如一个在急流中屹立的孤岛。那株被江水围困的小树由于桥墩的稳固，依然从容、孱弱地站立在汹涌的洪流之上。桥墩是不会倒下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块在怒江中屹立了亿万年的礁石。可是人类砌在它身上的石头会消失的，树也会消失的，它本来就选择了一个不应该被选择的地方。桥墩最终将还原它最原始的本质——礁石。
铁索桥在怒江峡谷出现的年代并不算太久，船渡、藤桥或溜索桥曾经长久地统治着怒江峡谷。清乾隆五十四年（公元年）怒江才出现了第一座悬吊式铁索桥——双虹桥。这座铁索桥的出现，对于怒江峡谷的桥梁历史而言，意味着一个文明时期的来临。从此，怒江峡谷的桥梁结束了它漫长的“木器或藤篾时代”（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木器或藤篾统治），开始了它桥梁史上的“铁器时代”。
现在，这座怒江峡谷里最古老的铁索桥，并没有像比它年轻的惠人桥那样“死去”。它依然在怒江峡谷里的烫习村旁古老的渡口屹立着。马帮从古老的铁索桥上走过——这种具有所谓“历史感”的场面，在这里仍是司空见惯的。
我最初抵达这座怒江上游最古老的铁索桥时，它已经在这个叫“缅嘎渡口”的地方屹立了年。礁石密布的江心有一突起而巨大的礁石，这块礁石成为双虹桥的桥墩。人们在礁石之上建了一座亭子。亭子里经常会有过桥的村民，他们聊天，抽烟，欣赏怒江风光。桥的两端关楼犹存。关楼里仍有两扇可以开合的门。据说从前双虹桥是一个关卡，凡过路的商旅必须缴费之后才开门放行。在江边的礁石上看双虹桥，很像两道横跨怒江的优美弧线。怒江东岸的碧罗雪山与西岸的高黎贡山被两道“彩虹”连结起来。“双虹”的命名与此有关。与具有西方教堂建筑风格的惠人桥相比，双虹桥是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，飞檐斗拱。据载：“双虹桥为两跨铁链吊桥，全长五十四丈，宽丈余，系铁链十二根，其中底链十根，两侧桥栏各一根。”（《腾冲交通志》修订本）
双虹桥的命运和所有的古桥一样，也是不断地重复毁灭、修复的历史。现在，我所看到的肯定不是在峡谷上最初出现的桥。只是现在它并没有一点毁灭的痕迹。每天早晨或傍晚，桥上会有成群的马帮川流而过。像古代那样。双虹桥经常会出现外面的人，是那些坐轿车或越野车的人们，他们来到双虹桥看到古老的马帮从古桥经过，喉咙里发出家禽受惊的叫声。然后拍几张照片，扬长而去。尤其是冬季木棉花在怒江沿岸盛开的时候，这样的人群就更多。双虹桥是一处可以轻易满足人们怀旧情绪的遗址。
双虹桥没有像别的桥那样，在古道衰落之后迅速沦为遗址。尽管事实上我们已经将它视为遗址。对于生活在怒江两岸的人们，它只是一座桥，一座赶街、娶媳妇、走亲戚必须经过的桥。而不是什么“遗址”。和那些凭吊历史的人们不同，他们熟视无睹地从这座怒江上游最古老的铁索桥走过。并与古桥一起融入一幅古老的风景中。
江边的礁石是黑色的花岗岩，被江水淘洗得光洁无比，阳光下黑色的礁石光芒闪烁，像一堆凝固的柏油。碧绿的江水在礁石下面呈现出美丽而险恶的漩涡。那天，我们在“双虹”之下犹如礁石一样沉默。只是头脑里一片空白，“思想”在这样的风景中是没有意义的。
我见到的怒江峡谷的桥梁几乎都与“雄伟”“大气”一词有关，与怒江所体现的风格一致。而在龙川江（缅甸母亲河伊洛瓦底江上游），我看到的桥梁则更接近于“精巧”、“玲珑”、“柔软”一类的词。是“小桥流水”的那种桥。总是在田野、村庄这种人类的日常世界里流淌的龙川江，桥梁密布。每一座村庄，或者每一片生长着油菜花的大地，都可能意味着一座桥梁的出现。在那里桥梁成为了村庄的延续，成为了村庄的一部分。它是延伸到河流之上的“房屋”。我发现，在高黎贡山西麓起伏的台地上蜿蜒的龙川江上的桥梁，更充分地体现出民间的智慧。
腾冲县上营乡大田坡村的龙江桥，是一座与当地民居风格迥异的建筑，尤其是它的尖顶使它呈现出一种欧式的建筑风格。悬在桥上方的铁链在岁月中成为黯淡的黑色，犹如原始森林中的藤蔓。与铁链一样成为黑色的还有桥墩。上面极简洁地写着桥的历史：龙江桥，始建于元延佑年（公元——）。桥头站立着一块约五十厘米高的石碑，石碑似乎比桥还要苍老，你根本无法看清记载在上面的历史。使我疑惑的是：一座元代建筑的桥却分明呈现出一种欧式建筑风格。当地史料里这样记载：
“元始建藤桥，明弘治八年（公元年）兵备副使赵炯历时三年建桥于藤桥上游，旋废。明朝嘉靖年间（公元——年）兵备副使潘润仿效霁虹桥修建铁索桥，并在两岸建有官厅。清顺治十六年（公元年）平西王吴三桂进兵腾冲追击永历皇帝，李定国将龙江桥焚毁。顺治十八年（公元年）吴三桂命佥事纪宪尧负责修复龙江桥，于该年闺七月动工，次年九月完成。康熙三十七年（公元年）桥毁，三十八年腾越厅知州唐翰弼在壶瓶口重建，并得副将张友凤捐俸助之。雍正元年（公元年）知府林世俊、副将孙宏、知州杨之盛又重修。……”（《腾冲交通志》修订稿）
从元、明、清至民国，龙江桥先后重修达十一次。现在看到的龙江桥是民国二十年（公元年）重建的。那个时代西风东渐，尤其是在当时与英殖民地——缅甸毗邻的腾冲，出现模仿欧式建筑风格的桥梁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在龙江桥的历史中，我发现明末那个逃亡滇西与缅甸的皇帝——永历帝的影子。当然，这个落魄皇帝走过的不是此刻我看到的龙江桥，而是被他的手下大将李定国焚毁的龙江桥。桥可以不断地改变、重建，而龙川江是不会改变的。它和永历皇帝逃亡时的龙川江没什么两样。
事实上，我在龙川江看到的更多的是民间建筑的桥梁，而不是龙江桥这样的官府建筑的桥梁。民间的桥梁是外表朴素充满平民风格和民间智慧的。这些在村落和田野中出现的桥，犹如一栋延伸到河流里的民居。那些民间工匠的建筑思想，更多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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